當ETH跌跌不休時，當很多用戶在Vitalik推文下面喊“Fix your eth”時，人們都很好奇，作為以太坊的創始人，Vitalik在想些什么？

ETH跌破1800美元 來源：Coingecko

2025年3月29日，Vitalik連發2篇博文，能透露其目前的所思所想。顯然，Vitalik并不特別在意ETH價格。

以下為Vitalik近日新發的兩篇博文：

其一、文化與政治的年輪模型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經常讓我感到困惑的一件事是，人們經常重復聲稱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重視“放松管制”的“深度新自由主義社會”。我感到困惑，因為雖然我看到相當多的人主張新自由主義和放松管制，但總體而言，政府監管的實際狀況與任何可以反映這些價值觀的監管都非常不同。聯邦法規的總數一直在不斷增加。KYC、版權、機場安檢和各種其他規則都在不斷收緊。自二戰以來，美國聯邦稅收占 GDP 的百分比大致保持不變。

如果你在 2020 年告訴某人，五年后，美國或中國將在開源 AI 領域領先，而另一個將在閉源 AI 領域領先，并問他們哪個會領先哪里，他們可能會盯著你看，好像你在問一個刁鉆的問題。美國是一個重視開放的國家，中國是一個重視封閉和控制的國家，美國技術總體上比中國技術更傾向于開源，拜托，這很明顯！然而，他們完全錯了。

這是怎么回事呢？在這篇文章中，我將提出一個簡單的解釋，我稱之為政治和文化的年輪模型：

模型如下：

一種文化如何對待新事物，是該文化在特定時期流行的態度和激勵機制的產物。

一種文化如何對待舊事物主要受到現狀偏見的影響。

每一段時期都會給樹增加一個新的年輪，在新年輪形成的同時，人們對新事物的態度也隨之形成。然而，很快，這些界線就會固定下來，很難改變，新的年輪開始生長，影響人們對下一波話題的態度。

我們可以通過以下視角來分析上述情況以及其他情況：

美國確實存在放松管制的趨勢，但這種趨勢在 20 世紀 90 年代最為明顯（如果你仔細觀察，你實際上可以從圖表中看到這一點！）。到了 21 世紀，基調已經轉向加強管制和控制。然而，如果你看看 20 世紀 90 年代“成熟”的具體事物（例如互聯網），你會發現它們最終受到管制，而管制的依據是 20 世紀 90 年代占主導地位的原則，這讓美國（以及由于模仿而導致的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獲得了數十年的相對互聯網自由。

稅收受預算需求制約，而預算需求又主要由醫療和福利項目的需求決定。這方面的“紅線”早在50年前就已設定。

法律和文化都認為，所有涉及現代技術的中等危險活動都比危險的登山等活動更加可疑，因為危險的登山活動死亡率極高。這可以解釋為，危險的登山活動是人們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在做的事情，當一般風險承受能力高得多時，人們的態度就會變得堅定。

社交媒體在 2010 年代成熟，文化和政治一方面將其視為互聯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將其視為一個獨特的事物。因此，對社交媒體的限制態度通常不會延續到早期的互聯網——盡管互聯網專制主義普遍增長，但我們并沒有看到特別強有力的打擊未經授權的文件共享的嘗試。

人工智能在 2020 年代成熟，此時美國是領先大國，中國是緊隨其后，因此，在人工智能上采取“互補商品化”戰略符合中國的利益。這與許多開發人員對開源的普遍支持態度相交叉。結果是開源人工智能的環境非常真實，但也相當特定于人工智能；較舊的技術領域仍然封閉，像圍墻花園一樣。

更一般地說，這里的含義是，很難改變一種文化對待已經存在的事物的方式，以及態度已經固化的事物的方式。更容易的是發明新的行為模式來超越舊的行為模式，并努力最大限度地提高我們獲得良好規范的機會。這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實現：開發新技術是其中一種，使用互聯網上的（物理或數字）社區來試驗新的社會規范是另一種。對我來說，這也是加密空間的吸引力之一：它提供了一個獨立的技術和文化基礎來做新的事情，而不會受到現有現狀偏見的過度負擔。我們可以通過種植和培育新樹來給森林帶來生機，而不是種植同樣的老樹。

其二、我們應該少談論公共物品資助，多談論開源資助

長期以來，我一直很關心的一個話題是如何資助公共物品。如果有一個項目為一百萬人提供了價值（并且沒有精細的方式來選擇誰能得到利益，誰不能），但每個人只得到一小部分利益，那么很可能沒有人會覺得資助這個項目符合他們的利益，即使這個項目總體上非常有價值。在經濟學中，?“公共物品”這個語言有著百年的歷史。?在數字生態系統中，尤其是去中心化的數字生態系統中，公共物品極其重要：事實上，有充分的理由表明，人們可能想要生產的平均商品就是公共物品。開源軟件、對加密和區塊鏈協議的學術研究、公開的教育資源以及更多的東西都是公共物品。

然而，“公共物品”一詞面臨重大挑戰。特別是：

1、“公共物品”一詞在公共話語中經常被用來表示“政府生產的產品”，即使它在經濟意義上并不是公共物品。這會引起混淆，因為它會讓人產生一種看法，即一個項目是否是公共物品并不取決于項目本身及其屬性，而取決于誰在建造它以及他們自稱的意圖是什么。

2、人們普遍認為，公共物品資助缺乏嚴謹性，是基于社會期望偏見（聽起來好，而不是實際上好）而運作的，并且青睞于能夠玩社交游戲的內部人士。

對我來說，這兩個問題是相關的：“公共物品”一詞容易受到社交游戲的影響，很大一部分原因恰恰在于“公共物品”的定義很容易被擴大。

讓我們看看在 Twitter 上搜索“建設公共利益”這個短語時會發生什么。我現在就搜索了，以下是一些第一批結果：

你可以繼續滾動并發現許多項目使用“我們正在建設公共產品”來描述自己。

這并不是要批評個別項目；我對上述兩個項目都不太了解，它們可能都是很棒的項目。但是，這兩個例子都是擁有自己代幣的商業項目。成為商業項目并沒有錯，推出自己的代幣通常也沒有錯。然而，?當如此容易被淡化到這一點時，“公共物品”一詞如今似乎只是指一個“項目”。

開源

作為“公共物品”的替代，讓我們思考一下“開源”這個詞。如果你思考一些明顯是數字公共物品的核心例子，你會發現它們都是開源的：

學術區塊鏈與密碼協議研究

文檔、教程...

開源軟件（例如以太坊客戶端、軟件庫......）

另一方面，開源項目似乎默認是公共物品。你當然可以舉出反例：如果我編寫了一個高度針對我個人工作流程的軟件，并將其放在 GitHub 上，那么該項目創造的大部分價值可能仍會歸我個人所有。然而，開源行為（而不是將其保密）肯定是一種公共物品，其利益非常分散。

“開源”一詞的一個真正優點是它有一個明確且得到廣泛認可的定義。FSF 的自由軟件定義和 OSI 的開源定義已經存在了幾十年，并且有自然的方式將這些定義擴展到軟件以外的其他領域（例如寫作、研究）。在加密領域，應用程序固有的狀態和多方性質，以及這些因素所暗示的新的中心化脆弱性和控制載體，確實意味著我們需要稍微擴展該定義：開放標準、本文中介紹的內部攻擊測試和走開測試?可以成為 FSF + OSI 定義的寶貴補充。

那么“開源”和“公共物品”之間有什么區別呢？好吧，我們可以先讓機器人舉幾個例子：

我個人根本不同意第一類的例子不是公共物品的說法。一個項目有很高的貢獻門檻并不妨礙它成為公共物品，從該項目中受益的公司也是如此。此外，一個項目絕對可以是公共物品，而它周圍的事物則是私人物品。

第二類更有趣。首先，我們應該注意到，這五個例子都是在物理空間，而不是數字空間。因此，如果我們想關注數字公共物品，上述例子沒有理由反對只關注“開源”。但如果我們確實想涵蓋實體商品呢？即使是加密空間也有自己的熱情，希望更好地管理物理事物而不僅僅是數字事物；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網絡國家的全部意義所在。

開源和本地實體公共物品

在這里，我們可以做出一個觀察：雖然在本地范圍內提供這些東西是一個“基礎設施建設”問題，并且可以采用開源或閉源的方式，但在全球范圍內提供這些東西的最有效方式通常最終涉及……真正的開源。清潔空氣是最明顯的例子：已經進行了大量研究和開發，其中大部分是開源的，以幫助世界各地的人們享受更清潔的空氣。開源可以幫助使任何類型的公共基礎設施更容易在全球范圍內部署。如何有效地在本地范圍內提供物理基礎設施的問題仍然很重要——但這個問題同樣適用于民主管理的社區和公司。

國防是一個有趣的案例。在這里，我要提出以下論點：如果你出于國防原因而建立一個你不愿意開源的項目，那么很有可能，雖然它在當地可能是公共利益，但在全球范圍內可能不是公共利益。武器創新是最明顯的例子。有時，戰爭中的一方比另一方有更強的道德理由，幫助其進行進攻行動是合理的，但平均而言，開發技術以提高軍事能力并不能改善世界。例外（人們想要開源的國防項目）可能是實際上與防御有關的“防御”能力；一個例子可能是去中心化的農業、電力和互聯網基礎設施，它們可以幫助人們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中保持溫飽、正常運轉和保持聯系。

因此，在這里，將焦點從“公共物品”轉移到“開源”似乎也是最好的選擇。開源不應該意味著“只要是開源的，構建任何東西都是同樣高尚的”；它應該是構建和開源對人類最有價值的東西。但區分哪些項目值得支持，哪些項目不值得支持，這已經是公共物品融資機制的主要任務，這一點已經眾所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