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長征

特朗普敢于針對180多個國家和地區舉起關稅大棒，不惜拋棄二戰以來美國一直維系的國際經貿規則，以致引發股市債市恐慌拋售和金融市場劇烈動蕩，我們仍不得不查究他發起關稅戰的思想源頭。

理解了特朗普“對等關稅”的要義后，經濟學者們較多認為這是愚人節項目的延續，是“用錯誤的工具解決不存在的問題”，它在生效14個小時后即被撤回，又增加了這項爆炸性政策的鬧劇色彩。但特朗普敢于針對180多個國家和地區舉起關稅大棒，不惜拋棄二戰以來美國一直維系的國際經貿規則，以致引發股市債市恐慌拋售和金融市場劇烈動蕩，我們仍不得不查究他發起關稅戰的思想源頭。

關稅，是手段也是目的本身

多數人會承認，特朗普對所有貿易伙伴甚至無人島嶼的襲擊，表明他把關稅當作了最順手的談判籌碼和外交手段，從年初逼迫哥倫比亞接收遣返的非法移民，到上月威脅俄羅斯盡快達成停戰協議，并將敢于反制的主要貿易順差國中國的關稅提高到罕見的地步。為了增強“對等關稅”及其計算公式的說服力和合理性，特朗普的貿易顧問納瓦羅、財政部長貝森特等近期都表示，對各國開征不同關稅，不只是考慮雙邊關稅稅率差距，還納入了貨幣（匯率）操縱、知識產權保護狀況、市場準入等貿易壁壘。他們向美國選民展望的景象是：關稅措施將促使制造業回歸美國，同時它會帶來大量國庫收入。到此可以看出，特朗普自稱Tariff Man不只是自嘲，他是認真的——他和他的幕僚都認定，提高關稅將為聯邦政府帶來源源不斷的收入，也即關稅（不只是手段）就是目的本身。他不僅說過“關稅”是字典里最美好的詞，還在就職第一天簽署行政令，要求成立“對外稅務局”（External Revenue Service），以征收關稅和其他與外貿有關的收入（聯邦政府內實際已經存在商務部和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衛局）。在特朗普幕僚看來，關稅是解決美國貿易逆差的靈丹妙藥，可憑此“免遭外國的盤剝”；當行使這一總統權力還能夠威嚇外部的奪利者，兼有其它收益時，那特朗普對它的威力就更為深信不疑。特朗普對關稅收入作用的執念是有淵源可尋的。美國早期的關稅，如第一屆國會通過的首批法案之一1789年《關稅法案》，目的就是（1）促進貿易、（2）為聯邦政府增加收入、（3）保護新興美國制造業。當時的背景是，缺乏收入來源的政府，在法案還處于擬議階段就恨不得立刻對進口產品開征關稅。雖然立法者尊崇自由貿易體制，但認為必要時它可以為財政收入讓路。美國經濟史學家、達特茅斯大學教授道格拉斯?歐文（Douglas Irwin）的研究發現，200多年來，美國的貿易政策始終指向三個目標：通過對進口產品征收關稅為政府增加收入；限制進口并保護國內生產商免受外國競爭；以及達成減少貿易壁壘的互惠協議，即“3R”目標（稅收，revenue；限制，restriction；互惠，reciprocity）。不同時期的政策區別在于以哪個目標為首。

并不可靠的收入

“對等關稅”措施面世前后，特朗普等都曾談到國庫因此的收獲。納瓦羅本月初在受訪中稱，估計美國每年將通過關稅籌得約6000億至7000億美元。特朗普3月26日在白宮簽署行政法令，對進口汽車開征25%關稅時，他當著眾多記者的面說，對等關稅將在兩年內讓美國增加7000億到1萬億美元的收入。而有基金投資經歷的貝森特則相對保守，他認為每年帶來3000億到6000億美元，而且這是個動態過程，開始時可能是關稅收入多，以后隨著制造業增多，所得稅收入會增加，關稅收入相應下降。而穆迪首席經濟學家Mark Zandi認為，每年幾千億的收入根本不可能，能有一兩千億就很幸運了。國會預算辦公室（CBO）主任Phillip Swagel 的測算與此相仿：關稅可能在未來10年給美國經濟帶來8000億美元的增量。這比特朗普的估算少了一大截，而且還是在不考慮其他國家反擊的情況下。關稅收入計劃不僅在現實中已遭遇中國、歐盟和加拿大的反制打擊，而且存在理論上的假設漏洞。復旦大學國際金融學院學術訪問教授魏尚進就提出，貿易伙伴的反制措施自然會削減美國今后的出口，并且，即使貿易伙伴不采取反制措施，根據國際貿易的“勒納對稱定理”，在新關稅保護下，目前缺乏國際競爭力的企業若擴大生產，必然從其他有競爭力的企業（如出口企業）爭奪人力與資金資源，其結果是：美國進口減少的同時，出口也將同步萎縮。這便無助于緩解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美國政府收入的演變現實，也可能打破特朗普的設想。自立國之初至1860年，進口關稅成為處于農業種植經濟時期的美國聯邦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占比可達90%；在1860年至1913年，隨著其它稅種的引入，關稅收入降到政府收入的一半左右；在1913年所得稅誕生后，關稅收入的占比不斷下降至很小比例。230年后的今天，根據美國財政部的數據，2024財年聯邦政府歸集的4.92萬億美元總收入中，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險稅占了絕對主體，占比分別為49.3%和近36%，而764億美元的關稅收入，占比僅為1.6%。如果關稅戰引來經濟衰退，那特朗普的關稅收入不僅不保，個人所得稅、社保稅、企業所得稅等的齊步下滑則更具負向杠桿效應。歷史可資借鑒的一例是，1930年，極具保護主義色彩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在一片質疑聲中落地（1000多名經濟學家曾發表聯合聲明，反對高關稅），盡管該法案并沒有過度上調關稅，平均關稅稅率只比幾年前提高了不到6個百分點，但它出現在錯誤的時間——經濟衰退之中。關稅加劇了貿易收縮，并與通貨緊縮共同作用，將美國經濟推向大蕭條。加拿大等國對高關稅作出強烈反應，最后約有40個國家發起報復行動。這一本意在于保護美國農民的立法，結果卻南轅北轍。

鍍金時代的另一種繁榮

特朗普對關稅的迷戀，還來自他對美國第25任總統威廉?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1897.3~1901.9在任）的推崇，盡管這種推崇是個誤解。特朗普稱麥金萊為“關稅之王”，在就職演講中贊揚他運用“關稅和財智”使美國變得富強。對于人們問起“讓美國再次強大”（MAGA）所指是歷史上哪個時期，他即指向麥金萊時期——一些人所說的“鍍金時代”。特朗普把1870到1913年間當作美國最富有的時期，以為高關稅保護了美國企業，還帶來了經濟繁榮。被特朗普忽略的第一點是，鍍金時代確為一小部分人帶來了巨大財富，而多數美國人實際仍然貧困。美聯社曾引用經濟史學家的話說，特朗普把一個充斥著政府和企業腐敗、社會動蕩和不平等的時代理想化了，若以預期壽命等來衡量，那時的生活水平并未提高。19世紀末的美國，在從農業向工業化的轉型過程中，鋼鐵、石油、鐵路等產業領域大財團紛紛崛起，約翰?洛克菲勒、J?P?摩根等新興大亨對政治人物擁有巨大的影響力，而政客往往幫助前者拓展商業和金融帝國。另一個隱情是，當時的經濟復蘇源于關稅以外的因素。1890年，時任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的麥金萊，就推動制定并通過了以他名字命名的關稅法案，較大幅度提高關稅；在經過一場經濟衰退后，1897年，麥金萊就任總統不久就敦促國會通過了《丁利關稅法》，重啟高關稅，平均關稅稅率從此前的42%上升至1899年的52%。恰好與此同時，全球黃金供應快速增加，貨幣條件趨于寬松，推動世界經濟強勁復蘇，商品價格也開始回升。美國經濟也大有起色，工作崗位和工人收入增加，為麥金萊贏得“繁榮的先驅”雅號。不過，以為是他的關稅法案帶來了經濟回暖，真是個大誤會。同樣，世紀之交美國鋼鐵、銅等制成品出口激增，大肆搶占國際市場份額，也與關稅政策乃至美國政府支持與否沒有太多關聯；經濟還得益于那個時期美國人口的快速增加及城市擴展。再有一點是，麥金萊并非特朗普及其幕僚們想像中的完全的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者。最初，麥金萊確實是一名堅定的貿易保護主義者，他認為美國當時在農業、礦業和制造業上建立起來的領先優勢，是此前推行保護性關稅后拿到的戰利品。但在總統任上，為顧及不同行業的利益，他同時在國務院內設立專門部門，與歐洲、中美洲國家商討互惠協定（盡管多數協定在國會參院受阻）。1901年9月，麥金萊在布法羅泛美博覽會發表演講，甚至提出了逆轉貿易政策的建議。他明確提出，排他主義盛行的年代已經成為過去時。如何促進美國商貿擴張是亟待解決的問題。貿易戰有百害而無一利。遺憾的是，麥金萊在博覽會期間遭刺殺數日后身亡，未及完成政策調整。僅十多年后，所得稅的引入徹底改變了聯邦政府的收入來源和結構。又20年后，富蘭克林?羅斯福政府的《互惠貿易協定法案》（RTAA，1934）取代了短命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減少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互惠安排成為新時代的主旋律。眼下，特朗普的關稅舉措又讓人聯想到上世紀30年代的那一幕，當美國準備背棄貿易伙伴，重回單邊主義，拆解已維護了數十年的全球貿易體系時，其所帶來的深刻影響早已碾碎了他對關稅益處的假設和經濟繁榮的愿景。